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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想法……将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美国国会，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拨款机构，看不到我们的产出，基因组计划就有可能被叫停……”达尔贝科显然也思考过先做技术还是先做测序的问题，但并没有决定。

    杨锐道：“人体基因组计划与其他的项目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

    “如果采用目前的技术，测序将会非常非常的漫长，的确，如果直接测序，用现有的技术和工具，我们也许能在第一年得到一些成果，5万个碱基对？”杨锐不屑的笑一笑，道：“我们的目标可是3o亿个碱基对，而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如果不进行大量投入的话，哪怕预算15年，我们也无法完成整个项目。”

    “但从国会和民众的角度来说，我们至少得到了5万个碱基对，这是看得见的好处，对吧？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展技术，而且，测序本身，也能帮助我们展技术，不是吗？”

    杨锐毫不犹豫的道：“不可能，测序本身就是一项体力活，我们需要关注测序的方法，也需要关注测序的结果，至于测序本身，没有意义。”

    达尔贝科有些惊讶于杨锐的武断，但他也是深入前线多年的人，仔细想想，却不得不承认道：“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想，就算是国会，也会要求我们一边展技术，一边测序的。”

    “如果让我选择，我不建议这样做。”杨锐摇头，道：“即使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测序，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成绩，也会很难看，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拿出成果来。要我说，我们在第一年，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除了测试以外，都不应该进行哪怕一个碱基对的测序。”

    不止是达尔贝科，蔡教授和托拜尔斯也听傻了。

    这是杨锐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赞同达尔贝科的意见，而是与达尔贝科的意见相左。

    对于两个人的关系，以及日后的关系和位置，杨锐此时的表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当然，他提出的意见，也是非常具有决定性的。

    达尔贝科不由的深入思考起来，过了一会，问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压力会大大增加。”

    “只要项目成立，如此巨大的项目，哪怕是再急功近利的人，也不会要求我们在一年或者两年就给出成果吧，所以，先期完全放弃碱基对的测序，专注于技术，我认为，压力虽然会增加，但不会增加的太多，第三年的话，压力也许会增加的很多，那个时候，再做一定量的碱基对测序，也是可以的。”杨锐轻声解释。

    “有必要如此吗？”，

    “非常有必要。”杨锐道：“我们不测序任何一个碱基对，我们可以向投资人，或者民众解释，我们现在采取的技术先行的策略，我们现在的准备，是为了后期更快的完成碱基对的测序，而且更省钱。而我们一旦进行了测序，比如第一年，我们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结果是什么？投资人和民众会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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