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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战打完，李谕甚至又有点动了青霉素主意。

    不过这件事要谨慎点，要是以后能把实验室直接弄到昆明之类的地方感觉更安全。

    ——

    在北大的几天，王国维还专门来找李谕道谢：“多亏先生保住了一批古籍！”

    “什么古籍？”李谕纳闷道。

    王国维解释说：“皇上被小人蒙骗，竟然想把价值连城的宋书宋画送给日本人，好在先生出手阻止。”

    “原来是这件事，”李谕笑道，“应该的。”

    王国维今年被溥仪召进宫，做了“南书房行走”。在清宫旧制里，担任南书房行走的基本都是饱学之士，起码得是进士、翰林。王国维以布衣之身进入南书房，非常高兴，也有机会看到了紫禁城里收藏的大量古籍。

    王国维推了推眼镜说：“皇上捐出了40万元，还额外拨出2万元给我们几位南书房行走整理国故。说起来，这件事也要感谢帝师。”

    李谕心中嘀咕，自己明明给了小皇帝接近60万，其中五十多万是他想捐款用的，原来只捐了40万……

    李谕说：“能帮助静安（王国维字）兄做学问再好不过，毕竟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之前北大的教务长胡适之先生还说，现今中国的学术界里，旧式学者凋零得没几个，称得上学问家的也就是静安兄、太炎先生还有罗振玉先生。而半新半旧的学者，也只剩梁启超、钱玄同几人。太炎先生如今忙于政坛之事，在做学问方面，静安兄是最有希望的。”

    王国维讶道：“胡博士竟然会对我有这样高的评语。”

    ——其实胡适也批评了不少次王国维，感觉他的思想还是太旧了。

    王国维又说：“难得见到院士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毕竟您曾去过多次国外。大家都知道，西方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

    李谕说：“先生看来也受到了此前‘西方文明重物质，东方文明重精神’的学说影响，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认为。首先，东方人也重物质，谁不想过得好点，丰衣足食？其次，西方文明精神文明也不差，如今刚出了个大哲学家，叫做维特根斯坦，之前还有尼采等人，洋人又不是人人都学理工科。”

    王国维说：“您的意思是西洋文明与东方文明都有自我调整与制约的能力？”

    李谕说：“对的，但总体上看，就算西洋文明有种种悲观前景，我们也不得不跟着这条路走下去。”

    “也对！说不定以后我们学通洋人的学问后，再加上自己的文化，就能在洋人之上。”王国维说，他对东方文化有挺深的自信。

    李谕点点头：“可以这样认为。”

    王国维接着问道：“我在报纸上还看到，美国好莱坞有很多电影公司，为了拍一部电影，动辄花费几百万美元，用地也达上千亩！这样奢靡的做法有什么道理？能维持下去吗？”

    这个问题竟然从王国维嘴里问出来，感觉还挺新潮前卫的。

    李谕想了想说：“美国人拍一部电影耗费大量资金、人力、精力，不就像先生考据一个字，有时也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精力、工夫，翻阅无数典籍一样？”

    王国维张了张嘴，顿了几秒钟后称赞道：“不愧是帝师，您的这个解释让我彻底想明白了。”

    李谕笑道：“其实里面还涉及很多经济学的问题，或许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人对此就会习以为常。”

    王国维说：“那更是难以想象。”

    ——

    王国维按照胡适的分类，属于旧文化人，不过学问确实很高，明年就会进入清华刚刚成立的国学院，位列四大导师之一。

    四大导师中还有梁启超。而最近，李谕就收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发来的消息：泰戈尔到中国了。

    泰戈尔首先抵达的是上海港，负责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也是此后泰戈尔的翻译。

    不过泰戈尔的访华，显然没有此前杜威、罗素，以及李谕请来的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影响大，甚至早在他还没抵达港口时，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对了。

    比如年轻的茅盾，提前发表文章，警告那些涌向码头的崇拜者，不要被泰戈尔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辞所迷惑。茅盾写道：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等泰戈尔抵达码头后，就进行了一番演讲，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泰戈尔不仅吹捧“东方文明最为健全”的传统观点，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而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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