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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村？”李谕愣住了，“什么东西？”

    周作人说：“就是日本的新村主义，一群互相平等的人共同劳动，平时的衣食住及生病时医药费用，均由公共负担。”

    李谕听出来了，这不就是以前欧洲的那套空想社字头主义吗。

    于是问道：“先生留日时参与过？”

    周作人说：“当然！我对武者小路实笃先生的新村运动非常喜爱，在他的新村待了五天。”

    如果周作人多待几天，就会发现日本的这个新村运动压根运营不下去，只能靠各地捐助和武者小路实笃自己的稿费来维持生计。甚至日本这个新村周围的农户们，见来了一群陌生人，偷偷抬高了物价，让他们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

    周作人回国后对新村运动却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他不是写了一篇很著名的《人的文学》嘛，堪称其代表作；关于新村，周作人又写了不少文章，认为这是“人的生活”。

    不过他显然不知道早前的各种类似的社会试验都失败了。

    周作人继续说：“我们的新村运动还成立了北京共读互助团，帮助北京的青年半工半读，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

    “北京的工厂似乎不多呀。如果是作坊，不仅很难降下来成本，还会面临产能问题。”李谕对这个比较了解。

    “先生果然懂商业，”周作人说，“所以我们自己生产的袜子、手套，销路有点不好。守常（李大钊字）建议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

    李谕说：“农作的话，见到收益就更慢了。”

    周作人说：“总归是有未来。”

    鲁迅说：“我给你说过，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你们的想法太理想主义，不会成功。”

    周作人肃然道：“李谕院士曾经说过，只有理想主义者才能办成前所未有之大事。”

    “得得得，”鲁迅不再打击他，“那你继续做。”

    周作人说：“新村虽然不易普及，但这是我最终理想。”

    李谕当然知道理想主义与空想主义的区别，不过没法直接挑明，只好对他说：“实在抱歉，我似乎帮不了什么忙，过于理想化的新村，不是那么适合工商业。人人平等没毛病，权利平等也应该，但除了这种最基本的诉求，资本、收入、地位不可能也全都人人一样。”

    周作人听了略显遗憾，但还是表示：“不试试就不知结果怎样。”

    这个运动周作人还要继续弄一阵子。

    期间确实有人受此影响，在河南弄了一个“青年村”，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但过了没几年，就因为土匪洗劫失败了。

    胡适同样不太赞成周作人的新村运动，觉得就是孟子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没啥两样，完全是在消极避世。这些人不满于当下的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当下社会的理想生活。

    但直到失败，周作人自己才开始否定空想主义。

    李谕开上汽车，载着几人来到八道湾的鲁迅家。——百年后，这里成了鲁迅纪念馆。

    按照温居的传统，鲁迅带着李谕各个房间转了转，他买下的这个大院子有三十多间房，面积不小。

    见到鲁迅的卧房时，李谕好奇道：“现在天气已经冷了，怎么没有取暖的火炉？这样晚上多难熬。”

    吕碧城说：“被褥也好薄，周老师，会感冒的。”

    鲁迅笑了笑：“谢谢两位的关心。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在北京多年都是过这样的僧侣生活，冬天连棉裤都不穿的。”

    钱玄同经常光顾鲁迅家，看得明白，称鲁迅为禁欲主义。因为迅哥已经结婚十多年了，压根没和名义上的妻子朱安睡在过一张床上，来北京也是自己来的，根本没把朱安带过来。

    回到客厅，李谕把礼物拿出来，——一大箱中华牌香烟。

    鲁迅看到后高兴道：“知我者，疏才也！”

    李谕说：“这一路我看你抽了已经有十多支香烟，但一直没看到烟盒。”

    鲁迅抽烟比较奇怪，总是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然后在口袋里拿出一支香烟塞到嘴里，烟盒并不从口袋里拿出来。

    “我抽烟从不看好坏，也就不在意烟盒，”鲁迅说，然后迅速拆了一包中华牌香烟，“但实话说，对这种贵点的香烟当然更喜欢。”

    李谕说：“这一箱应该够周老师抽一段时间。”

    鲁迅数了数：“一盒十支装，每天五盒，够我抽一个多月。”

    “一天50支烟？”李谕惊讶道，提醒他，“周老师，对肺很不好。”

    鲁迅无所谓道：“虽然吸得多，却并不吞到肚子里，没什么好担心的。”

    作为一名铁杆烟枪，李谕不可能让迅哥戒烟，少抽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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