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非正文-《四月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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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人没想到会动真格的,死了十个年轻小伙子,没法跟国内纳税人交代,国内也吵得很厉害,比利时人考虑了一下,决定撤侨撤军。
其它国家一看:实力最雄厚的一支都撤了,我留着不是等死吗,看来这里要失控,赶紧走吧。
大家纷纷开撤。
撤的时候,哪怕车上带了宠物,都不能带走一个图西人,胡图人在街上设了层层路障,一辆辆车检查身份证,查到了马上拖下来杀死,嚣张到敢当着联合国士兵的面杀人。
发生了很多悲惨的场景,比利时部队撤走的时候,是在晚上,说是要趁着夜幕悄然撤离,当时大约有2000多名难民受他们保护,难民围在车边,恳求说:要不你们拿枪把我们打死吧,子弹杀人会快一点,我们不想被刀砍死。
当然不能开枪。
撤离开始时,成群的难民跟着汽车跑,哭喊着说:“请不要扔下我们。”
数小时后,几乎所有的2000名难民全部遭到杀害。
根据资料,当时决心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国际组织,只有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小组,以及后文被提到的悲催的达莱尔率领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连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国医生也加入了撤离,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我们断定,留在这里工作已经不再有意义,去医治一个即将被杀掉的人是徒劳无益的。”
联合国的会议还在开,讨论没完没了,还活着的图西人通过各种方式,向自己海外的朋友求救。
据说有美国的官员,给当时卢旺达胡图族的军方头目打电话,威胁他说:“你们要是不住手,我们美国会出面干涉的。”
其实当时,美国上下都沉浸在一桩明星大事里,辛普森杀妻案,根本也不怎么关注卢旺达是怎么回事。
那个军方头目回答说:“我们卢旺达,没有石油,也没有黄金,你们美国人会来吗,来干嘛呢?”
对美国人的行事风格还真是看得入木三分。
又有人向美国提出,美国即便不出兵,但是有那个技术,可以关闭卢旺达当地的电台,因为广播太有煽动性,也极其可怕——比如它突然发现了一个图西族人的藏身地点,马上通过广播通知所有胡图人:快来啊,XX大街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大群蟑螂!
所有听到消息的胡图人,跳上卡车,挥着刀就来了,路上还不断有要搭车的,搭不到车就跑步去,更别提那些本来就在附近的人了。
但美国人拒绝了关闭电台的请求,理由是,咱们不能干涉新闻自由——后来有人指出真相,短波干涉电台,每小时要花8500美元,美国人大概不想花那个钱……
于是,在BBC可以拍出照片、传出新闻的情况下,世界也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屠杀居然可以持续到三个月之久。
太多细节,不说了。
【三】
有一本书,叫《路西法效应》,论好人如何变成恶魔,或者说,一个普通人,距离杀人,到底有多远。
最后得出结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位堕天使,被赶出天堂。
卢旺达大屠杀中,有许多颠覆人性的认知。
比如,医生本来是救死扶伤的,但医生里,出了很多“杰出杀手”,在人权组织报道里,不管是男医生、女医生,还是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都参与杀害了自己的图西族同事、患者以及到医院来寻求庇护的伤员和难民。
再比如,教师会告发学生,甚至亲手杀死学生,一位胡图族教师对记者说:“我本人就杀死过一些孩子……我们一年级曾经有80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了25个。”
有一个农民接受采访,说:“我杀人是因为我被逼无奈。我不杀他们,我自己就会被杀掉。许多人死掉,就是由于不肯杀人……”
……
大屠杀事件平息之后,很多胡图族凶手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一口咬定当时是被魔鬼附身,说:不是我干的,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干的。
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四】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源于前面提到的一个人,加拿大将军,达莱尔,是当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
契机是,在看关于卢旺达的记录片时,里头提到这位将军——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之中,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
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是个将军,男人,老成持重,见过许多大世面,残酷的事肯定也见了不少,又不是他杀的人,怎么就“几次试图自杀”了呢。
有些情绪激动的键盘侠,大概要喷他圣母了。
于是翻了一下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
1)起初,达莱尔授命担任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又叫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简称联卢)司令,要求给自己4500人,联合国给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军队,训练和装备都低下,缺少后勤,甚至零用钱。
他自己回忆说:“我们需要订购手电筒,经过长时间的拖延等待之后,手电筒终于到货,却没有配电池……”
2)他不具备情报收集能力,虽然曾向总部提要求,但是答复是:情报收集行动不符合维和政策。
3)但他还是很努力。1994年1月,胡图族阵营有个军官准备叛逃,他把计划透露给达莱尔方面了。
我们来看看那个人透露了些什么:
——胡图族培训了1700个人,这些人分为40个一组,每一组都“有能力在20分钟内杀死1000个图西人”,如今已经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当“cutthetalltrees”的信号传出,这些人会带头行动——也就是说,胡图人培训了“先导者”,因为大众是容易跟随和受煽动的,光听广播里说,也许没人敢动手,但如果已经有人带头进行了呢?
——胡图人有杀害比利时维和人员的计划,这样的话,可以迫使比利时从联卢退出,而比利时人是联卢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点,愿意提供地点并提供更多情报,要求是“联合国帮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护”。
请注意,当时是1994年1月,距离真正的屠杀发生,至少还有3个月。
4)达莱尔欢欣鼓舞,马上向联合国打报告,请求先把武器收缴,结果大家也知道了,联合国回复说超出授权,不允许。
5)达莱尔又做了数次努力,反复争取,都被拒绝了。他手下的联卢分散在基加利各处,相互之间被路障隔绝,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后,他尤其担心其它士兵的安全,食品剩了不到两周,有些营地的水只够两天的,燃料、弹药、药品都不足。
6)但是达莱尔还是坚持不撤离,他觉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杀,他三度接到联合国官员的指示,要求拟定撤离方案,他都拒绝执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打来的。
7)比利时撤军之后,达莱尔几乎是绝望的,因为联卢实力大减,但他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营地保护着约3万名平民。但紧接着,更绝望的事发生了,比利时走后十多天,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撤回大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仅留下一支270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
……
从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时人,再到只剩270人,还是四处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弹药都所剩无几,没有增援,不能硬拼,毕竟已经死了十个士兵了,身为司令,也要对士兵的安全负责。
所以,整件事达莱尔应该负责任吗?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杀结束,他是那个“几次试图自杀,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的人。
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屠杀发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续着,现场刺激太恐怖,超过了他的忍受极限。
不想指责那些开会和做决议的政客太过冷漠,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们拉到现场,让他们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当他们远在万里之外,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开着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计较费用、利益、是否合算、谁出力更多、能不能少花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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