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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自刘肥死后，齐国便日益分割，先是一分为三，济北、城阳封了出去；到了汉文帝时，再分出五国。”

    自那时起，临淄不再是整个青州的中心，什么胶东、胶西、菑川、济北各国自有都邑，原本要汇聚到临淄的人口、财富也分散了，发展减缓甚至倒退，至于王莽的五均六筦和赤眉兴兵扰乱青州商道，那只是最后一击。

    东郭长安就像是飘浮在江面上的鸭子，这江水是冷是暖，他总算能敏锐觉察到，这位东郭先生有种预感：

    “若再如此下去，临淄将愈发靠边，越来越衰败。”

    作为临淄大贾，一旦这座城市竞争力不再，他的家族也将走向末路！

    李忠听罢后，却觉得东郭长安危言耸听了：“东郭先生多虑了，临淄，不还是青州刺史州治，本官依然在此办公么？”

    东郭长安只不好直说，刺史不比郡守，依然是中央直派的监察机构，经常满州跑，治所也随时可能挪位置。但一旦临淄成为大魏“东京”，就不容易撤销了。

    但见李忠的态度依然持两可，东郭长安一发狠，说起另一件事。

    “近日陛下在曲阜祭拜孔子，定五配享，刺史定已知晓。”

    这是轰动天下的大举动，李忠也是读圣贤书的，自然知道，但这和东京的选择有何关系？

    东郭长安透露了一件“秘密”：“小人有族人在曲阜，来信说，曲阜孔氏，联手邹城孟氏、东武曾氏等配享先贤后人，到处请朝廷大官协助上奏，请陛下将曲阜定为东京！”

    “竟有此事？”李忠一惊，既讶然于东郭长安消息灵通，居然比自己提前知晓，也愕然于曲阜争为东京，他不是第五伦铁杆心腹，不清楚皇帝心里的小九九，只下意识觉得，曲阜依靠“儒家圣地”的身份，确实很有机会。

    “千真万确！”东郭长安痛心疾首道：“李刺史，若曲阜真定为东京，恐怕在大魏，临淄、齐地，就要一直被曲阜、鲁地压在头上了！”

    这句话对李忠这齐地人而言，出奇地有效，要知道，齐、鲁后世同为一省，不分彼此，但在汉新之际，却完全是两码事。

    两地的恩怨情仇，还得追溯到遥远的西周，大分封时，姜太公封到了齐国，他仅仅之国五个月，就向主政的周公汇报政务，周公问他为何如此之速，姜太公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也，故疾。”

    而周公的长子伯禽封到鲁国，三年后才回西边禀政，周公问他为何如此之迟，伯禽言：“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于是周公断定，鲁国以后一定会北面臣事于齐，因为政治不简约不平易，百姓就不会亲近;政治平易近民，百姓必然归附。

    果然，整个春秋时代，鲁国基本都被齐国按着锤，一直劣势，国君被齐国绿了都不敢吭声，只勉强维持不亡。

    春秋战国是结束了，但齐鲁两地的梁子却在学术上被继承了下来，汉儒最大的两个流派，一个叫“齐学”，以公羊派、齐诗为代表，另一个叫“鲁学”，以榖梁派、鲁诗为代表。

    两派的风格也和古时齐鲁两国气质相似，一个善于吸收，所以齐人董仲舒纳阴阳五行，搞天人反应，甚至大兴谶纬预言，而鲁学则更厚重保守些。齐学恢奇，鲁学平实。齐学流于怪诞，鲁学流于训诂，各有优劣。

    两家从汉武帝时代就此消彼长，因为汉武讨厌鲁学的古板，遂有董仲舒、公孙弘带着齐学大盛，一举占据了官方学说位置，往死里打压鲁学。但到了汉宣帝时，形势为之一转，汉宣喜欢鲁学，石渠阁之会，从裁判到评委，都是鲁学的人，于是春秋榖梁传被立为官学，齐学中衰，惨遭鲁学痛击……风水轮流转，到了王莽之际，齐学靠着擅长阴阳谶纬，又狠狠搞了一把鲁学，逼得鲁地不少大儒也开始钻研图谶。

    异端往往比异教更可恨，学术斗争，与政治、军事斗争一样残酷，厮杀百余年后，齐鲁恩怨未消。

    李忠学的是《齐诗》和《公羊传》，妥妥的齐学后辈，对于站在商业、经济角度帮临淄争东京，他没多大兴趣，可一听说曲阜那群鲁学异端也掺和了进来，李忠顿时就不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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