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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隆五年阴历三月初二，有关周军攻占遂州以及王昭远所部于利州大败的消息传至成都，蜀主孟昶闻讯惊惧万分、夜不能寐，连忙下旨出重金于成都募集勇悍敢战丁壮万余人，以太子孟玄喆为元帅，以武信节度使兼侍中李廷珪以及前武定节度使、同平章事张惠安为副帅，北上支援王昭远坚守剑门。

    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孟昶在朝中无人可率军独当一面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太子担任援军主帅，本是存了向国人展示自己为了后蜀江山社稷死战到底的决心的意思。可问题是，把廖化描述成无能之辈只是后人的误解。实际上，三国时那个蜀地大将廖化并非平庸之辈，其戎马一生，颇有功勋。只不过当他独当一面时，蜀汉国势已经衰微，根本无力与曹魏相抗衡了罢了。而太子孟玄喆却是生于深宫之中，自幼锦衣玉食，只知奢靡享乐，从未带过兵、打过仗，甚至连马都骑不稳，只能坐车出征的废物，是一个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军事白痴。让他当大军统帅，绝对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情。

    至于李廷珪和张惠安虽是武将出身，但此前一直在朝中为官，均已多年未曾指挥过军事行动。特别是李廷珪，其最后一次指挥作战还是在显德二年与周军争夺秦、凤、成、阶四州，并且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的那一回。以这样的两个人担当援军副帅，辅佐孟玄喆那个既是军事白痴却又大权在握的主帅，指挥一支没有任何经验的新军，其下场可想而知。

    于是，当后蜀这一万援军离开成都时，不但旗帜全部使用精美文秀，而且还以锦缎包裹旗杆。结果，因为即将出时遇上下雨，孟玄喆唯恐如此精致的旗帜被雨水淋湿以至损坏，显不出自己的威风，便下令将旗帜自旗杆上解下，小心收藏，待到雨势停止，才重新悬挂起来。不曾想，由于其麾下绝大部分都是新募兵丁，根本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对旗帜的使用乃至各种旗帜的样式和功能根本就是一无所知、一窍不通。以至于忙中出错，将所有旗帜全都倒挂于旗杆之上。再加孟玄喆怕自己此去剑门一路之上太过寂寞，又用车辇载着自己的姬妾以及唱戏的戏班子等数十人同行。一时间，这支承载着后蜀最后希望的援军便在市井百姓的窃笑以及朝中有识之士的叹息之中，热热闹闹、丑态百出的上路了。

    就在孟昶父子上演增援闹剧的时候，唐潮、穆特尔所率伐蜀北路军已经兵出利州，进占益光。

    尽管自伐蜀以来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唐潮和穆特尔却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对下一阶段作战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夺取益光的当天晚上，唐潮和穆特尔便召集手下一众将领于帅帐之中商议大军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当唐潮提出“古人常言，剑门天险，一夫荷戈，万夫莫当。如何破此险关，还望诸位将军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必有所顾忌”的会议议题和基调后，“飞龙军”第二合成步兵师师长刘知节（刘小六）第一个起身说道：“大帅，据末将审问投降蜀军士卒得知，自益光过江，翻越数座大山，有一条当地人称为来苏的狭窄小路。蜀军虽于江对面设有堡砦，但此处江水流较缓、水深较浅，易于架设浮桥，我军于此过江并非难事。而来苏小路出口在剑门以南二十里，于青疆店与官道汇合。若我大军走此小路，则剑门之险不足为恃。”

    唐潮和穆特尔闻言均微微点头，而“狼牙营”营长张铮却起身反对道：“大帅，这条小路末将也有所耳闻，确可给予蜀军出其不意一击。只是，一来蜀军连战连败，军心士气早已丧失殆尽，以我军之兵威，完全可以依靠火力优势一鼓而下，不一定非要去走其他不熟悉的路线。二来，来苏小路狭窄难行，大军主帅实不宜亲身犯险。依末将看，即便真有必要走来苏小路，那也只需派一名偏将率一部人马前往足以。这支偏师若能顺利抵达青疆店，自当北上与大军主力夹击剑门，活捉王昭远。就算其不能顺利抵达青疆店，亦不会影响大局。末将不才，愿率所部走来苏小路，与大军主力分进合击。”

    张铮的意见更合乎当前形势，得到了唐潮和穆特尔的一至赞同。于是，唐潮下令由张铮率“狼牙营”、二师六团一个营以及“保安军”一个团为偏师，携带相应架桥工具，绕道来苏小路，自南向北背击蜀军，而其自己与穆特尔则率伐蜀北路军主力正面进攻，与张铮部形成夹攻之势。

    尽管占据河流阻隔的地利优势，且己方在河的这一侧亦建有较完备的堡砦防御设施，但当张铮所部抵达河岸边时，对面的蜀军却对这支出其不意出现在面前的周军惶恐不已，未等对方渡河，便弃寨而逃，使得张铮所部可以踏踏实实的架设浮桥、从从容容的渡过河去、顺顺利利的进兵青疆店。

    张铮所部突然出现在其背后，意味着其很可能已经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这一情况令已在此前连番败仗中被周军打得胆气全无，只想着据险死守、以待援军的王昭远顿时慌了手脚，并且进退失据。内心惶恐的他只想着脱离周军的两面夹击，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做法是否恰当、是否周全，便匆忙下令由麾下一员偏将率少量兵马防守剑门天险，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不管不顾的退守至汉源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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