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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律师事务所的选择，杨锐一向是非常仔细认真的。

    他不担心研究本身，有脑海中的资料，学术研究再困难，也是有迹可循的。再者说，杨锐对学术更多的是兴趣和责任，对杨锐来说，更多的是兴趣与责任，而非困难。

    但法律是非常危险而不可控的武器，做生物研究的，哪怕稳坐象牙塔，也有被起诉的危险，轻则财务损失，生几年闷气，重则倾家荡产，吃几年牢饭。

    大财团会起诉讼，小科研猿也会起诉讼，环保组织，动物权利机构也都喜欢起诉生物公司和生物学家。

    pcr更是有被起诉的历史。

    当年的西斯特公司也是资产上亿的美国纯血公司，依然陷入诉讼，杨锐一直以来的小心翼翼，绝非是杞人忧天。

    不过，主动起诉讼，却不是杨锐计划中的项目，是美国专利律师本杰明，以及香港律师岳庭劝说杨锐进行的。

    “单纯的防御是赢不了的，既然你如此看好这个项目，主动出击才是最有利的。”每小时收费22oo美元的律师本杰明如此说。

    当然，在拿走杨锐5万美元的定金以前，本杰明还向杨锐保证，会争取到数倍的和解金。

    诉讼并不一定就要上法庭，对美国律师来说，法庭辩护是一件劳心费神，风险不定的工作。

    即使是最好的诉讼律师，也会尽可能的避免庭审，很多时候，像是本杰明这样的专利律师，还会将庭审外包给更专业的辩护律师。

    大多数时间，律师们都在追求和解。

    庭审往往也是为了更好的和解条件而努力，否则，在一个案子轻易就要好几个月乃至好几年的美国，律师们忙死了也完不成几个案子。

    本杰明这样的专利律师，更是将争取和解金视为日常，在获得了杨锐的授权以后，他就下了一连串的命令。

    包括新闻布会、联络加尼卡公司的董事，措词语气强烈的律师函，都是本杰明的计划。

    而获取张洪军的文件，则是杨锐的想法。

    他猜张洪军不会随身携带文件，因此特意前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搜了一遍，没费多少功夫，就拿到了中英文两版的意向性合约。

    最后的公章，更是看的杨锐怒火熊熊，心惊胆战。

    别看是意向性合约，国内要是有哪个脑子有病的领导，突然一拍脑门犯病了，说个“我们不能让国际友人失望”，这份合同造成的麻烦就难以预计了。

    虽然说，只要杨锐自己不松口，就没有人能强行卖了pcr技术，但在中国，谁又知道事情的走向最终如何？

    而且，杨锐原本是没必要经这一遭的。

    想想刚刚花出去的五万美元，杨锐更是一阵郁闷，只希望本杰明如同他自己和香港律师岳庭吹嘘的那么强，能把自己的律师费从和解金中赚出来，而且不用上庭。

    这么一想，杨锐就更加烦闷了。

    庭审经常是极其冗长的，电影中一局定胜负的庭审几乎没有，持续五个小时，十个小时乃至十五个小时的庭审屡见不鲜，而庭审律师的收费也往往在每场数万美元往上，杨锐尚未收到pcr的回款，事实上，他连pcr的代工厂都没找到，账单更是遥遥无期，这个时候，如果陷入庭审的话，他不光滞留美国境内会有问题，经济负担也会变成严重问题。

    然而，不采用本杰明的方法，风险一样不小。律师函并不是什么金科律令，对方若是不听，一样要进入到诉讼阶段……

    杨锐此时深切感受到了美国的高科技创业公司遇到的窘境，如果不能在恰当的时间融资，或者将自己卖掉，那光是各种诉讼官司，就能把初创公司拖垮。若是被迫打起专利官司的话，一两百万美元只是起步价，但又有几家初创公司能拿出一两百万美元。

    想想苹果和三星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打官司，一年下来，不知道养活了多少律师事务所……

    “我要打电话到中国。”杨锐提起电话，向前台说明了一声，然后从随身的笔记本里找到王建国的电话，拨了过去。

    王建国亦是德令农场出来，但与景存诚等人不同，王建国的年龄偏大，平反以后直接就退居二线了。不过，比景存诚等人厉害的是，王建国多子多福，子女七人，孙辈还有七个，其中老三就在外交部供职。

    杨锐也用不着多强的官员来帮忙，只是需要找个内部人士来参谋一下。现在的国内环境就是如此，若是不着点关系的话，什么事都办不了，万一让领队张洪军找了关系，反而把事情给搞糟了，杨锐非得气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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